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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裁诉讼——预防化解单边制裁的“柔”术

  • 来源:金杜研究
  • 作者:景云峰、侯鹏

2026年2月,H国上诉法院裁决剥离中资企业对其H国子公司的控制权;此前,B国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宣告中资企业运营二十余年的特许经营权合同无效。两起案件指向同一趋势:单边制裁已从“行政执法”升级为“司法审裁”,从“贸易阻隔”演变为“国家安全概念泛化下的资产剥夺”。

我国已建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下称“《反外国制裁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下称“《对外贸易法》”)被纳入国家安全立法体系,国务院同时出台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下称“《实施规定》”),细化了相关程序。2026年,司法与行政部门进一步强调了协同执行的要求。

但法律制度健全不等于企业具备应对能力。多数企业仍缺乏风险识别和实操手段。本文从企业视角出发,围绕风险识别、体系建设与应急处理,提供一套系统性的实务建议。

01

洞察变局:制裁泛化趋势与企业现实困境

外国单边制裁已从“单点打击”演变为集法律技术化、主体多元化、手段协同化于一体的系统性“封堵网”。理解其运作逻辑,是企业有效应对的逻辑起点。

1. 制裁“封堵网”的三大核心特征

特征一:执法主体多元化与跨区域协同常态化

制裁发起主体已突破传统地缘界限,从欧美单边行动演变为多国跨区域联动。这种协同在两大战略市场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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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合规风险已从单一法域的单点限制,演变为多法域并行执法的“围堵”态势。两类典型路径正构成重大合规挑战:

路径一:以“强迫劳动”为名的供应链穿透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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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二:以地缘冲突为由的次级制裁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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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风险警示

即使严格遵守中国法律、仅与第三国正常贸易,仍可能因涉及特定国家或“特定物项”而触发外国单边制裁。这对客户背景筛查、供应链溯源、合同制裁免责设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特征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维围堵”

外国对中资企业的限制已演变为立法扩张、执法强化、司法介入三者并行的立体化法律围堵——企业面对的不是某个机关的单一决定,而是一国整体制裁法律体系的系统化对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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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B国特许经营权案

脉络还原:中资企业获得B国某港口的特许经营权→B国总检察长指控该特许经营权“违宪”→B国总审计署启动专项审计 → B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合同因“行政机关越权续期”及“限制竞争”而违宪无效 → 政府启动接管。

警示:在政局变动国家,宪法层面“主权”条款可被激活成为推翻成熟商业合同的武器。企业需将东道国政治风险、宪法审查历史、司法与行政关系稳定性纳入投资决策核心考量。该案历经“政治关注”→行政审计→司法判决的“完整链条”,显示限制措施正从临时行政干预转变为“程序合法”的司法定性。

典型案例

H国某半导体公司案

行政触发:中国某上市公司被美列入实体清单后,H国经济部依据《物资供应法》冻结其在H国子公司资产,限制一年内进行资产、人员、知识产权调整。

司法深化:H国法院应公司高管请求暂停中方CEO职务。H国A市上诉法院企业法庭维持临时措施,实质认可行政剥离中资控制权的合法性

警示:仅靠合同审查远远不够,需对当地历史案例及法律法规深入分析,法律解释变化、跨境穿透执法、本土司法干预等新型风险有全面认识。

特征三:穿透式监管——锁定范围持续扩大

外国制裁监管突破直接交易主体限制,将审查延伸至关联方、核心高管、实际控制人及供应链上下游。各国对"控制权"认定标准各异且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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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资企业面临的五大核心风险

外国单边制裁对中资企业的冲击已从“偶发事件”演变为“系统风险”,集中体现在五大核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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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应对的三大系统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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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资企业的双重合规困境

在华外资企业正成为地缘政治法律战的“夹心层”——一方面须遵守母国制裁法律,另一方面须遵守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法律义务的冲突有可能使企业陷入“无论怎么选,都是错”的合规悖论。

外资企业在“选边”压力下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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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某国际科技巨头的“服务中断”审查(2024年8月)

某国科技巨头因遵守实体清单规定,停止向被列入清单的中资企业提供软件更新与技术支持。中国相关部门约谈该企业,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三重法律风险升级:①从“直接执行”到“间接协助”——监管关注商业决策是否在客观上协助了制裁效果;②从“实体货物”到“技术服务”——断供范围扩展到无形服务;③从“法律合规”到“供应链行为”——即便看似自主的供应链调整,只要方向与外国歧视性措施一致,就可能被纳入审查。

02

未雨绸缪:制裁风险筛查与柔性处置预案

制裁应对的黄金窗口,不在制裁发生之后,而在制裁触发之前。

制裁未触发时,是企业成本最低、主动权最大的应对阶段。防控核心在于构建一套嵌入业务流程、覆盖风险全貌、具备动态响应能力的合规体系,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规避”。

1. 风险信号识别:制裁并非无迹可寻的"黑天鹅"

通过复盘近3年数百起制裁案例,绝大多数被制裁企业在“中招”前已暴露出共同的风险特征:

五维风险筛查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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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防御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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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处置的三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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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制裁后的"双线抢救"计划

制裁落地,企业被推入应急状态。核心目标三个:降低即时损失、推动制裁解除、严防风险蔓延。应急响应需法务、财务、业务、公关四线协同——一线主攻制裁解除(正面战场),二线布局业务隔离(后方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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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战场:四大核心清单的申诉要点

制裁解除实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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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防线:紧急业务优化四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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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提醒:两条战线必须同步启动、信息互通

正面战场解决“合法性”——通过申诉、举证、整改争取从清单移除,这是根本性解困。

后方防线解决“生存性”——通过业务重构、风险隔离确保企业在漫长申诉期内“活下来”。

例如:业务隔离的决策(如剥离涉敏业务)本身,就可以成为提交给OFAC/BIS的“整改证据”,反哺制裁解除申请。

本文是“企业反制裁实务指南” 姊妹篇的第一篇。接下来,我们将从非诉的“柔术”转向诉讼的“武术”,进入真实的战场,为中国企业提供务实的应对参考。下篇将聚焦《反外国制裁法》,从立法设计、原被告可预见的场景、诉讼请求的分层构建等维度,系统介绍如何运用该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制裁应对,已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从“法务课题”升维为“生存战略”。

那些在风暴来临前已建立预警机制的企业,终将在变局中抓住先机。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如需针对具体情况的专业咨询,请与我们联系。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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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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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公司业务部

jingyunfeng@cn.kingandwood.com

业务领域: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中国反制措施与国家安全合规、海关与进出口监管等

景律师近年来为众多大型央企及知名上市企业就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国家的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合规提供各类专项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替代供应链筹划与合规性评估、开展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合规风险尽职调查,撰写风险评估分析报告,编制合规指引,搭建出口合规体系(ECP)等。面对国家不断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随着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备,景云峰律师近年来为众多大型国有企业及国际知名企业就中国反制措施与国家安全法律合规管理领域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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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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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争议解决部

houpeng@cn.kingandwood.com

业务领域:经济制裁与单边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反制诉讼、涉及国家安全的跨境法律风险防控,以及复杂的跨境金融、投资与贸易争议解决。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企业海外权益保护领域,专职为面临域外制裁风险的中外企业提供合规审查、反制诉讼策略及国际仲裁等综合性法律服务。

侯律师依托深厚的国际法学术背景,在反制裁与国家安全法律服务领域,为企业提供涉及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的合规审查、风险预警及反制诉讼策略。针对外国国家豁免、经济制裁例外条款等前沿议题,为受制裁影响的中小企业及重大战略项目提供公益性法律金融服务,降低企业跨境维权成本,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链条中的弱势群体诉权。

感谢蒋孟菲、马书涵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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