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友刚：为什么中国必须警惕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掏空国家的实现机制分析

国家的根本是什么？必然是人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不仅是中国先贤治国理政经验的高度总结，其背后还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理论逻辑：一是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揭示了一个朴素却不可撼动的真理，即一切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皆出自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之手，天才发明家与伟大企业家只是在人民创造的广阔生产力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新；二是人民创造历史，国家发展是人民意愿的集中表现，任何重大历史转折——王朝更迭、制度变迁或社会革命，都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刻意谋划，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书写的壮阔篇章，即历史最终走向何方，取决于人民的行动与选择。

为什么中国古代选择重农抑商？读懂重农抑商，才能读懂历史的重量。从理论逻辑来看：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粮食、衣物等生存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商业不生产实物，只做流通、交换，本质是财富的转移与再分配，但商业资本天然追求无限的利润与扩张，会不断囤积居奇、兼并土地，最终导致贫富悬殊、流民遍地、政权垮台。从历史事实来看：明朝末年，江南商业发达，代表大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却极力反对征收商税、矿税，朝廷赋税只能压在北方自耕农身上，税收结构失衡带来灾难性连锁反应，直接造成明朝灭亡，而崇祯“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的感叹，道出了国家被利益集团绑架的绝望。

金融资本会掏空国家吗？历史的“形”变幻无常，历史的“神”却从未改变。金融资本具有类似商业资本的性质，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创造过任何社会财富，更没有取得过任何科技成果，只能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或助力科技创新，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金融资本对国家发展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美国已经形成以华尔街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而本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深入剖析其掏空国家的具体实现机制，为中国防范此类风险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参考，同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幸福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目标。

一、金融资本对国家发展的两面性分析

正面作用

金融资本是颠覆性创新的助推器。金融资本参与生产的形式、实现利润的方式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从早期为产业资本提供信用支持的货币资本，到与垄断资本高度融合的银行资本，再到当代日益证券化、数字化的虚拟资本，其外在形态与运动方式不断更迭。但是，从价值来源的本质看，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只是在进行价值分配，不论账面利润如何庞大，始终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其利润更不可能凭空产生，归根结底都是来自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集中与转移。

颠覆性创新引领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谁主导颠覆性创新，谁就拥有定义世界的权力：颠覆性创新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即以新技术、新模式，淘汰旧产业、打破旧秩序，在破坏中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发展格局。从互联网重塑生产生活，到人工智能重建经济模式，再到基因编辑、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开辟未来赛道，每一次创造性破坏，都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并形成新的主导产业与发展引擎，同时重构国际分工体系。总之，颠覆性创新是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在破旧立新中再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世界从旧发展阶段迈向新发展阶段，使其无可替代地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核心变量，以至于世界各国竞相推进科技创新。

金融资本能够分散颠覆性创新的风险。颠覆性创新面临极高的失败风险，单个项目的成功率往往微乎其微，但金融资本却构建了精巧的风险分散系统：一是资金来源多元化，将分散的社会资金汇聚起来，形成规模化的资金池，使单一企业或个人难以独自承担的巨额投入与失败损失，分摊到众多投资者身上；二是投资项目多样化，采用组合投资策略，在不同行业、不同赛道中布局多个创新项目，从而在组合层面分散风险，避免个别失败造成整体毁灭；三是投资方式阶段化，根据颠覆性创新从研发、中试到商业化的不同阶段特点，匹配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差异化的投资工具，通过分阶段投入实现风险的逐步释放。

颠覆性创新成为金融资本扩张的推手。金融资本通过与颠覆性创新深度绑定成为终极赢家：一是占有巨额增量财富，颠覆性创新的特点是失败风险极高、成功收益极大，而市场必须按照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分享创新收益，金融资本必然以卓越的分散风险能力，合法占有大部分新增财富；二是摧毁庞大存量财富，颠覆性创新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会导致旧产业在极短时间内从优质资产沦为落后产能，金融资本会毫不留情地进行价值重估，造成其股价暴跌、资产清零。更关键的是，这一过程将自我强化为不可逆循环：颠覆性创新成功→增量财富归金融资本→存量财富崩塌→金融资本快速扩张→推动新一轮颠覆性创新。

金融资本在国家发展中成功反客为主。金融资本从服务实体经济的仆人蜕变为支配国家发展的主人，经过了以下三重机制的积累与强化。掌控定价权力是基础：当金融资本掌握了“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多少”的定义权时，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便自发流向它所定义的方向，这是反客为主的经济基础。绑架国家政策是关键：当金融机构规模越来越庞大、业务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引发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必须国家兜底时，它便取得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的政治地位。改造意识形态是核心：当金融资本的价值观，经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的持续传播，最终潜移默化为公众和决策者的“常识”，其支配地位就获得了文化上的正当性。

由此可见，金融资本凭借正面作用实现反客为主。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源与动力，即任何事物都存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内在矛盾。金融资本的两种作用不是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分散风险的能力也是占有收益的资格，推动创新的作用也是转换角色的通道。更关键的是，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向自身的反面转化。当量的积累突破临界点、制衡机制逐步失效时，矛盾的主要方面便从进步性转向破坏性，金融资本也就从服务实体经济的仆人蜕变为支配国家发展的主人。

反面作用

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欲望永无止境。我们不能从简单的道德批判视角去理解金融资本，而是要深入其运动逻辑中去理解：产业资本的运动公式是G—W—G'（货币—商品—更多货币），中间横亘着一个W（商品），但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即产业资本必须经过生产、流通过程，受制于生产条件、市场容量；金融资本的运动公式是G—G'（货币—更多货币），中间的商品被扬弃了，或者说被简化为一张张可以无限复制、瞬时交易的所有权凭证，它摆脱了产业资本的物质拖累，也摆脱了资本增殖的物理上限。

金融资本永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产业资本遵循以生产成本和生产技术为支撑的物质价格系统，商品价格以实际价值为基础，价格上升会激励生产者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提高效率，最终转化为社会财富的真实增长。但是，金融资本依托以人们预期为基础的资产价格系统，价格上涨不会直接增加社会财富，却能直接带来账面收益的膨胀，即预期本身就是增殖工具，价格本身就是利润来源。这种脱离真实生产、仅靠预期与价格波动获利的定价逻辑，使金融资本无需通过改善生产、创造价值来获利，只需不断推高资产价格预期、放大价格波动幅度，就能在交易流转中实现收益扩张，从而表现出永不停歇、自我强化的利益最大化冲动。

金融资本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的困境。金融资本依靠价格上涨实现账面获利，但最终收益只能依靠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完成真实兑现，使其边际收益递减现象非常明显。根源在于：金融资本由市场预期驱动，资产价格上涨速度极快，短期即可实现数倍增长，而实体经济受制于科技水平、市场容量等客观条件，年增长率极为有限。这意味着，随着资产价格不断走高，金融资产规模呈指数级膨胀，单位金融资产平均对应的剩余价值却持续缩小，账面收益与真实兑现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尤其是，当资产价格脱离合理估值区间后，价格上涨完全脱离实体经济，沦为纯粹的预期炒作，后续投入的每单位金融资本对应的真实收益几乎为零。

金融资本势必组建强大的利益集团。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安全性和逐利性，而且安全性是逐利性的前提条件，导致资本非常厌恶风险，所以金融资本将千方百计促使权力机构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一是社会财富有限，在任何历史时期，存量财富是有限的，增量财富也是有限的，金融资本为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必然会激烈争夺国家政治的主导权，特别是经济形势恶化之际，掌控权力的愿望更强烈、手段更决绝；二是边际收益递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难以摆脱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资产规模越大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就越明显，越需要获得更多资源维持自身发展，就越有意愿去控制国家权力，或操控经济，或左右政治。

金融资本终将侵犯广大民众的利益。当资产价格上涨之时：金融资本主要依靠占有资产获得资产性收入，拥有的财富增值，可以购买更多资产，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拥有的财富再次膨胀；广大民众主要依靠向市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并不会相应增加，但购买或租用住房的支出却会增加，生活水平必然下降。当资产价格下跌之时：金融资本只是暂时性账面财富缩水，但实体企业或自身估值快速回落，或资产总额大幅下降，以至于资不抵债、被迫裁员，致使广大民众不仅失去就业机会，拥有的房产、股票等资产价值还会急剧蒸发，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将灰飞烟灭，生存根基被彻底动摇，生活必然越来越艰难。

金融资本很可能危害国家长治久安。金融资本一旦完成从仆人到主人的反转，其逐利本性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便会产生根本性冲突。一是恶化财富分配，激化社会矛盾：金融资本不直接创造财富，却直接占有大部分新增财富，间接摧毁庞大存量财富，必然使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冲突加剧；二是侵蚀实体经济，掏空产业根基：当金融收益率远超实业利润率，资本会自发脱实向虚，大量资源逃离研发与制造，即产业空心化，国家经济安全将失去坚实后盾；三是绑架公共决策，动摇政府权威：为防范金融风险，国家不得不动用公共资源兜底，这将形成“风险全民承担，收益少数独享”的扭曲格局，政府权威必被削弱。

总而言之，金融资本经由反面作用危害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必然与自由是对立统一关系：必然，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由，是在认识必然、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金融资本：试图消灭它的想法，是对矛盾客观性的无知；放任它自由膨胀的做法，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的漠视。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充分认识其操控经济、左右政治的具体机制，再趋利避害，使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增进全民福祉的轨道上运行。

二、金融资本掏空国家的实现机制分析

操控经济

金融资本必然谋求操控经济。经济资源的总量始终是有限的，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欲望却是无限的，这对矛盾是永恒的，而市场机制只能改变有限资源的配置方式，无法扩大资源总量以满足其无限欲望。当实体经济无法满足其增殖需求时，金融资本必会走向操控经济，即通过改变规则、干扰分配，为自身的无限欲望开辟制度性空间。更关键的是，操控经济并不能消除矛盾，只能暂时缓解矛盾，而每一次缓解都伴随着金融资本进一步的规模扩张和欲望膨胀，同时引发下一轮更强烈的操控冲动。

人民群众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从生产看，人民群众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生产动力；生产资料本身不会自动增殖，只有人民群众以劳动者身份进入生产过程，才能将技术、设备、资源转化为现实产品与社会财富；无论是农业生产、工业制造，还是改进工艺、科技创新，一切生产力的最终实现，都依赖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从消费看，人民群众为经济循环提供方向指引与持续驱动：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产品价值无法实现，生产就会中断，经济循环便会断裂；相比少数高收入人群的高端消费，人民群众的普遍性消费规模更庞大、刚性更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具决定性。

金融资本会拥有独特的信息优势。1980年，信息经济学奠基人桑福德·格罗斯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表著名论文《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认为信息有效市场不可能存在：如果市场是信息有效的，即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上，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去获取已反映在价格上的信息；如果每个人的信息不充分，需要为获取信息支付费用，那么信息有效的均衡是不存在的，即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常态。然而，为分散颠覆性创新过程中的巨大风险，金融资本必须投资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方向以及不同阶段的不同企业，并尽可能捕捉各种市场信息，使其构建出对抗信息不对称的系统性优势，最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金融资本能预判颠覆性创新方向。颠覆性创新可以引领世界发展，却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技术路线未明、商业模式未定、市场前景未知，但金融资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组合投资构建信息发现机制：市场上通常有众多投资机构，各自将资金投向数十个不同行业、不同赛道的创新项目，而每一笔投资都是一个信息采集点，创业者会向投资者展示对技术趋势、市场痛点以及竞争格局的系统判断。退出渠道形成信息验证机制：投资机构不仅在一级市场获取信息，还通过IPO、并购等退出渠道，将一级市场的判断提交二级市场验证，而股价、市值、市盈率就是对创新的市场化投票，估值高将获得追捧，估值低将会被放弃。

金融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指挥棒。金融资本的真正力量在于将其预判转化为市场共识，从而掌握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权。一是资本投向即方向宣告：投资机构将巨额资金投向某一赛道，或从某一赛道获得极高回报后退出，都会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必然流向该赛道，媒体、政府也会持续关注，这将形成“预判—下注—跟风—共识”的资源配置机制；二是估值定价即标准设定：投资机构不仅能决定“投什么项目”，还能决定“价值是多少”，每一轮投融资的估值，都会成为该赛道后续投融资的参照基准，而估值高意味着市场认可，资源会加速涌入，估值低意味着不被看好，资源将自发撤离。

金融资本将使国家面临经济悖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角色，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满足自身需求、推动国家进步。然而，当金融资本凭借信息优势，掌握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后，将取代人民群众，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与导演。这种角色错位将埋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隐患：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向壮大实体经济、突破核心技术与完善公共服务，而金融资本的核心诉求始终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更加青睐周期短、见效快、回报高的投资项目。当二者发生极端对立时，金融资本很可能将自身的逐利逻辑凌驾于广大民众的集体意愿之上，迫使权力机构在短期稳定与长远发展之间做出失衡选择，最终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由此可见，金融资本必定干预国家经济决策。对立统一规律又称为矛盾规律，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基本属性，即两种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且又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这导致任何事物都存在两种或多种对立且合理的发展规律，如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同时尊重它们，事物发展将会走向人们主观意愿的反面。因而，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要支持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又要压制它的贪婪和无限欲望。无论是全面倒向自由放任，还是片面强调严格监管，都将打破这种平衡关系，最终会严重危害国家的长远发展。

左右政治

金融资本必将试图左右政治。从风险维度来看，政党轮替、立法博弈的不确定性会形成风险，而这种风险的破坏力与资产规模呈指数级正相关，即同样1%的风险，对资产规模有限的主体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但对资产动辄千亿、万亿美元的金融资本而言，对应的损失将是天文数字。从收益维度来看，组建智库、政治游说以及操纵舆论的成本，相对于金融资本庞大的资产规模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却可以换来锁定超额收益、规避监管风险，甚至获得政策兜底的确定性回报，其投入产出比异常可观。

人民群众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历史反复告诫人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民生福祉得到切实保障，整个社会便会安定和谐；当少数统治集团脱离群众、漠视民生，国家发展将失去最深厚、最可靠的力量支撑，任何宏伟计划都只是空中楼阁。放眼世界，许多国家政治动荡的根源，表面上是政党对立、社会撕裂，本质上都是少数利益集团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以至于不断侵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安全感。总之，只有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才能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并真正筑牢政治稳定的坚实保障。

金融资本的资产必然转化为权力。金融资本以货币化、证券化、杠杆化形态的资产为载体，其运动逻辑天然具备向权力渗透、转化的内在必然性。一是支配经济是基础：金融资产本质上是对社会资源、未来收益、他人劳动的索取权和支配权，持有货币、股权、债权等金融化资产，可以决定企业发展、行业前景，这种对经济活动的支配力，本身就是经济权力，而经济权力必定传导为政治影响力；二是资产集中是条件：金融资本追求规模效应，是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经济主体，能够控制信贷流向、股市涨跌以及产业兴衰，利益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与之匹配的政治权力，包括人事安排、政策倾斜与法律保障。

金融资本迫使国家权力为其服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权力的核心职能必然是确认、保护并扩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所以现代金融资本必定凭借其在经济领域的支配性地位，要求国家权力为其增殖需求提供制度保障。一是规则制定：通过游说、政治献金以及扶持代理人等方式，逐步向权力机构渗透，以影响国会立法、监管制度、财税与产业政策；二是资源分配：掌控信贷、融资、并购等金融工具，就能够决定企业生死、行业前景，进而支配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乃至政党轮替；三是认知塑造：依托研究机构、社交媒体，掌握信息生产与传播权，以塑造社会认知、引导公众情绪，并巩固其政治主导地位。

金融资本化身政治舞台的操盘手。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本必定由人来掌控，资本集中与权力集中又密切联系，所以美国出现少数集资本与权力于一身的金融寡头。其中，犹太财团凭借在金融领域的特殊地位，拥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力：一是金融方面，美联储的核心设计者是犹太银行家沃伯格，高盛、贝莱德等金融巨头是犹太人创立的，伯南克等多位美联储主席为犹太人；二是科技方面，Facebook、OpenAI等科技巨头的创始人为犹太人，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近四成为犹太人；三是政治方面，基辛格等多位美国政要为犹太人，参众两院常年有6%左右议员为犹太人；四是舆论方面，《纽约时报》等核心媒体由犹太家族创立或掌控，华纳兄弟、米高梅等好莱坞巨头是犹太人创立的。

金融资本将使国家面对政治悖论。金融资本会引发资本与权力同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但国家长治久安却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二者的底层逻辑存在根本冲突。一是利益分化，少数金融寡头追求资产无限累积，本质是通过收割劳动价值、放大贫富差距完成资本增殖，其规模越庞大、扩张越迅速，财富就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二是权力异化，国家是个人意志的集合，必须维护公共利益，但金融资本总是谋求操控经济、左右政治，很可能绑架国家权力，促使其服务于少数金融寡头；三是社会割裂，金融资本天然具有垄断性与排他性，却拥有大部分优质资源与发展机遇，将导致广大民众上升通道收窄、收入增长缓慢，整个社会的共识必然被撕裂。

总而言之，金融资本必会影响国家政治决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优点和缺点总是相伴而生，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因此，要坚持发展与监管的辩证统一，既坚定不移发展金融资本，发挥其分散风险、促进创新的积极作用，又以严格、科学的常态化监管划定边界、立好规矩，约束其疯狂逐利的内在冲动。最关键的是，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充分认识到国家的根本是人民，坚决防止出现操控经济、左右政治的金融寡头，对类似华尔街的金融资本集团绝对不能手软。

三、政策建议

人民会允许金融资本掏空国家吗？绝不会。历史反复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少数利益集团，无论坐拥何种资源、掌握何种权力，终将被人民抛弃、被历史淘汰。历史走向何方最终是人民决定的，而金融资本的两面性注定其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一是甘当仆人：认清自身定位，自觉服从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科技创新的正面作用，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德，方能健康、可持续发展。二是反客为主：放纵自己的贪婪与欲望，逐渐化身为操控经济、左右政治的金融寡头，即使短期手眼通天、呼风唤雨，也必定在人民的反对声中走向衰亡。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古代的中国，却又继承了古代的中国，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依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史记》），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金融资本，越要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正面作用，就越要压制其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反面作用，最关键的是，绝不允许出现类似华尔街的金融资本集团：

坚守人民立场，全心全意服务人民

从理论逻辑来看，劳动创造财富、人民创造历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金融活动均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脱离群众、漠视民生，金融资本终将会走向异化与衰亡。从实践要求来看，既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正面作用，引导其加大对乡村振兴等关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领域的支持力度，又要坚决遏制其负面作用，防止它演化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金融寡头。从长远意义来看，国家的根本是人民，一旦金融资本脱离人民立场、放纵逐利本性，就会试图掌控经济命脉、裹挟公共决策，最终侵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危害国家长治久安。

精准拿捏分寸，严格监管金融资本

一是鼓励合规经营，对服从国家大局、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机构与业务，如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适度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流程。二是防范金融风险，对存在巨大风险的领域，如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及时采取窗口指导、业务整改等措施，防止小风险发展成系统性风险。三是严打金融寡头，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坚决阻断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路径，绝不允许出现操控经济、左右政治的金融寡头。四是依托先进技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实时监控与动态分析，尽力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全面提升监管效能。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权力机构必须廉洁

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欲望永无止境，极易谋求绑架权力、左右政策，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规范资本运行的根本保障。一是持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引导公职人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从思想根源上抵制资本诱惑、防范权力腐化，确保公权力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二是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紧盯金融审批、行业监管、政策制定等关键环节，实现权力运行全程可监督、可约束，坚决杜绝暗箱操作与利益输送。三是从严查处金融领域腐败案件，对勾结金融资本，纵容其无序扩张的违法违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严厉追责、严肃问责，铲除金融寡头滋生的土壤。

加强思想建设，筑牢意识形态防线

制度管人，思想管心。金融资本反客为主的关键环节是通过改造意识形态，将其价值观潜移默化为公众和决策者的“常识”，所以中国必须狠抓意识形态建设。一是坚持正确思想引领，意识形态关乎生死存亡，务必全面宣传、贯彻为人民服务思想，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核心是劳动创造财富、人民创造历史。二是强化舆论阵地管理，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想渗透，重点关注科研院所、大众媒体等思想生产与传播的核心载体。三是深化全民思想认知，立足人民史观，向全社会讲清楚金融资本对国家发展的两面性，以及金融寡头的巨大危害，为规范资本运行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