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情势变更适用边界与风险应对

近几个月以来，有色金属、贵金属及新能源材料等大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加剧，产业链对极端行情下价格风险的关注持续升温。

2026年初，黄金、白银即已出现显著异动：路透社报道称，2026年1月26日，现货黄金一度触及每盎司5110.50美元，现货白银亦触及每盎司117.69美元的历史高位。^[1]国内市场方面，白银期货亦出现明显异动。2026年1月26日，沪银期货主力合约涨超5%；同日，上期所大幅收紧白银期货相关合约交易限额，显示白银价格短期波动已引发交易所层面的风险控制。^[2]

与此同时，铜、铝、钴等工业金属亦普遍呈现短期急涨急跌、跨月重心上移的特征：路透社报道称，LME三个月期铜价格于2026年1月29日盘中升至14527.50美元/吨，创历史新高；同日，上期所沪铜主力合约日盘收涨6.7%。^[3]铝价方面，LME基准铝价于2026年4月16日触及3672美元/吨的四年高位，较2026年2月28日以来上涨约12%。^[4]受刚果（金）出口限制、配额管理政策等因素影响，钴金属价格亦出现明显上行；路透社报道称，CME精炼钴价格由2025年初约10美元/磅升至2026年2月约25美元/磅。^[5]

新能源材料方面，2026年1月，国内电池级碳酸锂价格由月初119000元/吨升至月末152500元/吨，月内上涨28.15%，广期所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由月初129980元/吨升至月末148200元/吨，涨幅14.02%。^[6]

上述品种在短时间内既有快速冲高和明显回撤，也有跨月、跨季度的持续走强，表明当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已足以对企业采购安排、销售履约、库存管理、套期保值及长期合同执行形成实质压力。价格大幅上行时，尚未锁定货源或需补货履约的卖方，可能因采购成本陡增而要求调价、延期交付甚至拒绝履行；价格快速下行时，买方则可能因市场价格倒挂而要求降价、延迟提货、减少采购甚至拒收货物。由此引发的实务争议也随之增多：价格出现超预期涨跌时，受影响一方能否请求调整合同价款？继续履行明显不利时，合同能否变更、中止乃至解除？价格风险究竟应由哪一方承担？

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单纯以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为由主张情势变更，适用空间较为有限。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只有在合同基础条件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时，受影响一方才可能取得再协商、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空间；而对于“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司法解释已原则上将其排除在该条所称“重大变化”之外。尽管该表述在具体适用中仍可能存在一定解释空间，例如交易标的是否属于大宗商品、相关市场是否具有活跃交易属性、价格波动是否属于长期可预见风险等，但从现有公开案例及裁判思路看，类似主张被支持的难度较高。

换言之，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市场主体通常不能将价格风险化解寄托于事后通过情势变更制度重新平衡合同利益。更现实的路径，是将风险控制重心前移，在缔约与履约阶段预先设置可执行的价格调整机制、履约缓冲安排和风险对冲工具。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边界，分析大宗商品价格涨跌通常何以难以构成情势变更，并进一步梳理市场主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优先考虑的价格风险防范与应对路径，以供实务参考。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情势变更的构成条件一般包括：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将“因政策调整或者市场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原因导致价格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涨跌”规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中的“重大变化”，但将“合同涉及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作为例外，意味着立法者预设合同当事人（大宗商品市场参与者）对于大宗商品的涨跌可以事先预见，是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固有风险，难以认定该种涨跌具有异常性，因而不符合情势变更的构成条件。

最高法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提到：“情势变更是不同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一般认为，正常的价格变动是商业风险，但因政策变动或者供求关系的异常变动导致价格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涨跌，按照原定价格履行合同将带来显失公平的结果，则应当认定发生了情势变更。正常的价格变动是量变，是商业风险，但如果超出了量的积累，达到了质的变化，则应当认定为情势变更。所谓质的变化，要求价格的变化必须异常，从而使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将导致明显不公平。当然，合同涉及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的除外。”

《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9）对该问题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也对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类做了部分列举：“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严格审查当事人提出的 “无法预见”的主张，对于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更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通过对比《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与《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9）可以看出，大宗商品价格涨跌被认定为情势变更的空间进一步压缩，后者的规定中所体现的要求是“慎重适用”，而前者的表述为“除外”，该种立法倾向的转变意味着，在具体争议中争取获得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有利自由裁量的可能性更小，因此，《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实施前后相关案件的裁判逻辑存在明显的差异。

从比较法角度看，《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关于大宗商品价格涨跌原则上排除情势变更适用的规定，并非孤立存在。UNIDROIT《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关于艰难情势规则的官方注释，即以长期固定价格原油供应合同作为示例：在地区政治局势已经紧张的背景下，当事人仍以固定价格签订长期原油供应合同，后续即便因战争引发能源危机、油价大幅上涨，供应方也不得当然主张艰难情势。^[7]该示例所强调的，并不是价格上涨不会增加履行负担，而是原油等大宗商品本身具有高度市场化和长期波动特征，交易主体在订立固定价格合同时，即应对价格涨跌风险作出判断和安排，不能在事后以价格变化超出预期为由，轻易突破合同约定。

CISG咨询委员会第20号意见对于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艰难情势判断亦采取类似立场。该意见认为，在判断是否构成艰难情势时，应综合考察风险是否已由一方承担、合同是否具有投机性质、此前市场是否已经存在波动、合同期限长短、卖方是否已经从上游供应商处取得货物，以及当事人是否进行了套期保值或其他风险对冲安排等因素。^[8]上述因素与大宗商品交易高度契合，说明在价格长期波动、市场属性活跃、交易主体通常具备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交易场景中，价格涨跌不能仅因幅度较大即当然构成情势变更。

由此可见，无论是我国司法解释，还是国际商事规则，对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基本态度均较为一致：情势变更制度是合同严守原则的例外，不能成为交易主体在价格判断失误后转嫁市场风险、重新分配商业亏损的工具。对于原油、金属、矿产品、化工品等价格高度市场化的大宗商品交易，价格波动首先应被理解为交易主体在订约时应当预见、评估并自行管理的商业风险；只有在价格变化具有异常性、突发性，并且确已超出交易本身风险结构、动摇合同履行基础的极端情形下，才可能进入情势变更的适用空间。

总体来看，在处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发的情势变更争议时，法院始终保持严格、审慎的司法态度，以“商业风险自负”为基本原则，以“情势变更”为例外。 从公开案例来看，支持大宗商品价格涨跌适用情势变更的判决为极少数，尤其是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于2023年12月5日正式实施之后，认定标准明显趋于严格。综合已有案例，可见如下裁判倾向：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如果未及时告知和与对方积极协商，则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可能不会得到支持。

环保政策趋严可能导致部分行业生产成本上升、市场价格上涨，但企业不能当然据此要求变更合同价格。环保合规本就是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基本义务，相关成本原则上应由企业自行承担，而不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转嫁给交易相对方。

从案例情况看，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于2023年12月5日正式实施之后，关于大宗商品是否构成情势变更的认定标准明显趋严。对于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法院更倾向于将价格涨跌认定为交易主体应当预见并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除非主张方能够证明相关价格变化并非一般市场波动，而是由政策调整、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特殊原因引发，且已经达到动摇合同基础、继续履行明显不公平的程度，否则适用情势变更的空间较为有限。《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实施之前的部分案例中还会根据涨跌幅度等多个因素去综合判断“可预见性”以及是否构成情势变更，而在该解释实施后，多数法院认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构成可预见性的商业风险，主张方的举证责任显著加重。其不仅要证明“涨跌幅度”，更要压倒性地证明涨跌的“异常原因”，并证明该原因并非其应预料的商业风险。

在价格管理以及价格波动的可预见性问题上，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实务司法层面，均要求大宗商品行业市场参与主体尽到极高的注意的义务，市场参与主体被推定对大宗商品的波动性有所预见，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支持大宗商品涨跌构成情势变更。另外，到底涨跌多少才有机会被认定为情势变更，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寄希望于“少数情况”并非明智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等到价格失控后再去主张适用情势变更，而是尽可能在合同约定、交易安排、合同条款和经营管理层面，提前做好价格风险控制。当然，对于已经就相关问题出现争议的交易而言，也应积极应对，灵活运用多种措施，减少自身损失。我们具体建议如下：

企业签订大宗商品买卖、采购、销售、代采、委托加工等各类合同时，应避免简单采用刚性固定价格的交易安排。针对履行周期较长、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的交易，需结合交易品种、行业惯例与合作模式，合理设置价格调整、价格联动、分批点价、交货数量浮动及重新协商等配套机制，通过合同约定提前分配、合理消化价格风险，避免市场剧烈波动时，风险直接转化为违约争议。与此同时，需进一步细化价格条款的核心要素，明确约定可接受的价格涨跌区间、价格联动基准、计价时点、价格来源、升贴水标准、运费及税费承担方式，杜绝因基准模糊、口径不一引发后续争议。针对长期合同或分批履行合同，可设置价格波动触发条款：当市场价格波动超过约定幅度时，结算价格按双方约定计算方式进行调整、双方有权就未履行部分启动调价协商、调整保证金比例，或重新确认后续订单项下的价格确定规则；针对价格波动敏感度较高的品种，还可配套设置预付款、履约保证金、信用证、追加担保等信用保障措施，并建立与价格行情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防范市场大幅波动后，一方履约能力快速恶化引发的风险。

此外，企业在设计价格机制时，不能只约定价格涨跌后的调整办法，还应与交易数量、交付周期、品质指标、检验标准、结算依据、通知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一并统筹安排。所谓统筹设计，核心就是把“怎么定价”和“怎么履行”连在一起写清楚：数量上，要明确是一次性交付还是分批交付、数量浮动是否允许，防止一方借少交少收变相转嫁价格风险；交付上，要明确每批货物对应的定价时点和结算时点，避免履行周期拉长后价格机制落空；质量和检验上，要明确品质标准、检验方式及异议期限，防止一方在价格不利时借质量争议压价、拖延或者拒收；结算上，要写清计价依据、升贴水口径、付款节点等内容，确保调价机制能够真正落到结算；程序上，还应约定价格波动达到一定幅度后的通知、协商及后续处理方式；责任上，则要对恶意拖延、拒绝协商、借市场波动单方毁约等行为设置相应违约责任。这样，价格条款才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合同履行全过程，在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合同条款足以支撑已约定的价格条款执行：

在合同履行阶段，企业除了跟踪市场价格走势，更要持续关注交易对手的履约状态与全交易链条的稳定性。针对价格明显偏离签约预期、对手履约意愿下降、催款催货难度增加、保证金不足、授信额度临界收缩等情形，需尽早启动内部预警，重新评估交易继续履行的现实风险。

大宗商品交易本身金额大、链条长、联动性强，价格波动会快速传导至发货、提货、结算、仓储、运输等全环节，单个环节的迟延或异常，极易引发连锁违约。因此，企业发现异常迹象后，需第一时间梳理核查合同文本、订单、对账单、交收凭证、付款记录、往来函件、沟通记录等全套材料，及时固定对方违约事实、违约起始时间、违约范围，以及己方已履行通知、催告、减损义务的相关证据。

针对尚未履行完毕的交易，需结合合同约定与实际情况，及时采取暂停发货、暂缓付款、要求追加担保、缩短结算周期、调整为款到发货模式、限制信用额度、分批分量履行等管控措施，防止风险持续扩大。针对尚未出现实质性违约、但履约基础已明显恶化的交易对手，也可通过发函确认、签订补充协议、留存会议纪要、重新对账等方式，尽早明确后续履行安排与责任边界，避免价格持续波动过程中，出现 “边履行、边失控” 的被动局面。

从实务经验来看，很多损失并非发生在价格大幅涨跌的瞬间，而是企业已经识别到风险，却未及时调整交易节奏、收缩风险敞口，最终导致损失不断放大。因此，合同履行阶段，越早识别异常、越快采取管控措施、越完整固定证据，后续无论是继续履行、协商处置，还是进入争议解决程序，企业越能更好地降低风险，掌握主动性。

当合同签订方认为合同标的出现意料之外的价格波动，就是否应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变更或解除合同发生争议时，主张构成情势变更的一方应第一时间向对方发送书面协商通知并留存记录，为实现协商一致尽最大努力。以价格波动达到异常程度且合同签订时不可预见，超过正常商业风险，履行过程中无法防控，按原协议继续履行将显失公平或异常涨跌与显失公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核心进行主张和证据组织。不能仅以价格上涨了、利润变薄了、履约更吃力了作为依据，而应围绕合同成立后基础条件发生以异常价格涨跌为内容的重大变化、该变化在订约时无法预见、继续履行将明显不公平且自身已在合理期限内主动协商并通知相对方但未果等作为证明内容进行举证，并尽量提交反映政策变化的政府文件或公告、供求异常波动、权威市场价格数据、合同成本结构变化、同类交易受冲击情况及往来函件、不存在其他履行方案可能性等材料，证明该等价格波动已不是业内主体能够基于自身经验、行业认知和市场信息提前预见和判断的一般市场波动，而是足以动摇合同基础的异常变化。注重说明本次波动的异常性、突发性和超常性，而不能停留在一般行情起伏层面。在价格涨跌幅度证据的收集方面，首先应合理确定计算口径和比较区间，并搜集能够客观反映价格变化的数据。若合同已约定价格参照基准，应优先按照合同约定的基准计算；若合同未约定，则可结合相关品种的常见价格参考数据进行证明，例如长江有色网、上海有色网、LBMA、S&P Global Energy（Platts）、洲际交易所（ICE）、上海期货交易所等机构发布的金属或能源价格行情数据。

与此相对，抗辩的一方则应基于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进行抗辩，把应对重点放在“证明该风险本应由交易方自行承担，继续履行并不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上，围绕标的物本身价格长期波动频繁、基于合同签订时的市场走势已存在涨跌预期、双方对风险分配已有明确约定、交易主体具有行业经验和风险识别能力、主张情势变更的一方自身存在过错、价格波动尚未达到显失公平程度、主张方已通过套保对冲、转售、替代采购、分批履行等方式消化风险等方面展开抗辩，着重将争议定性为商业风险而非情势变更。抗辩一方还应审查对方是否已履行先行协商义务、是否存在迟延通知、单方停供停收、借情势变更之名行违约止损之实等情形，并及时固定催告、函件、履约准备、替代交易、市场行情等证据，以便在对方主张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时，证明继续履行并非明显不公平，或者即便需要调整，也应以局部变更而非整体解除为宜。

无论是对于主张情势变更一方，还是相对方，均应意识到成功的举证绝非单一证据可实现，而是一个包含宏观政策、市场数据、成本核算、沟通记录在内的完整证据体系。所有主张都必须用强有力的数据以及合理的可视化形式予以支撑，尤其是对“异常”幅度和“显失公平”后果的量化证明。